破牆而出

文◎顧玉玲（作家‧勞工運動工作者）

營造工地多半由鐵皮高牆圍住，所有的勞作與髒汙被一舉隔離、遮掩在牆的那一頭，看不見，也不給看。待拆牆亮相時，打地基綁鋼筋砌泥作拉水電鋸木作刷油漆清廢料的勞動者們，恆常是隱身未現的。那些拓寬拔高的反光磚壁、流線手扶梯竟像是變魔術般無中生有，出資者與高官貴賓風光剪綵時，也好似光撒了錢就可以憑空收割工程成果，並理所當然獨占了建物題名的落款處。

總算我們有了立青的工地速寫，破牆而出。灰頭土臉的實作現場，生猛有力的對話與互動，營造業工人的勞動樣貌一一現身，周邊的警察、看板人、更生人、檳榔西施、外籍配偶、性工作者也接連顯影。他的書寫位置擴寬了台灣文學的向度，他的觀察視角折射出階級文化的厚度。

我先是在臉書上零星閱讀立青的系列文章，與我的勞動認識多所呼應，遂特意搜尋了數篇列印給木工師傅競中看。競中快速翻讀後，先下了斷語：「這個作者是工地主任。」為什麼？那麼多工種、工序都接觸得到，有一定的專業理解又不致被捲入特定技術的勞動生態，唯有監工的特殊位置。

監工無非是發包單位外派至工地，負責整合各技術部門，既要協調不同工種施作者之間的困難，也要代替雇主催盯進度。這角色因掌握行政特權而似乎高於現場實作者，但又因無特定專業，也無實權，難免兩面都吃力不討好。我帶著這樣的認識重讀立青的文章，更清晰地看見那個帶著想法進場的年輕菜鳥監工，有一點熱血與世故，有一點理想性與失落傷感，更多的是做為一個人的溫暖與義憤，對工地世界帶著孩童般的好奇，及持續的反思與行動。他遊離在各工地間，接合工人們的勞動程序，保持一些距離，又置身其中，一個懸空又千絲萬履關係纏附的獨特角色，延續到收工後的私下借貸與續攤情誼。

如何在各式工種的本位主義間協商，各留餘裕的可能？還要面對勞雇間的矛盾拉鋸，監工本身必然也有極富張力的故事。不過，立青沒選擇在這個角色多著墨，轉而把焦點放在他所接觸的工人生命樣貌。我猜想，這樣的書寫態度很可能也如實反映了他與工人們的關係：讓監察的角色退一點，讓學習的態度多一點，承認並看重師傅的生命經驗。我們只有在散落的篇章中，浮光掠影地察覺他身為監工的內在矛盾，或是不得不陷入「在施工進度和工人安危下掙扎求生」，或是在法令與人性的擠壓下，終至做出「我永遠不會配合警察辦案抓外勞」的決定。唯有在〈虧檳榔〉一文中，總算看見這名年輕監工在工地裡流轉、虛耗、等待、跑腿的碌碌身形，與同樣年輕的檳榔西施們相濡以沫的安慰、放鬆，看不到盡頭的失落。

立青的工地書寫，以平視的角度進場，觀察工人間性別、年齡、族群的差異，以及權力與關係的交互作用。下工後換裝出遊的年輕打工者、擅作調度的工地大嫂、只有背心數字而無名姓的移工、多次進出監獄的粗工、工地拾荒者……構成工地勞動的主體，來去浮沉。他不評價，但有立場。因著這個貼近被損害者的立場，他看出真正的價值。

《做工的人》首篇從八嘎囧世代入手，他們是被教育體制放棄的少年，群聚到工地自謀生路，酷炫的改裝機車上綁著宮廟求來的平安符。他們與社區生活緊密相連，不關心社會議題，卻建立了獨特的認同，講義氣，為家庭投注心力，「賠錢找宮廟兄弟周轉，賺錢點燭還願加碼普渡」。他們被主流價值遺棄，卻熱情擁抱社群，成為在地文化延續的主力。

這些不受肯認的價值，即便看懂了也無能為力。於是書中多篇工人故事，幾乎都以無奈的嘆息收尾，無法置評又如何可以不作聲：「我不想去回憶。」「我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變得怎樣，也最好不要去想。」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所以我恐懼。」「關鍵時刻不認耶穌，會讓我活得輕鬆一點。」「一如現實，我們什麼也做不了。」「其實我也不大想要去思考。」……立青置身其中，看見結構性的矛盾，看見體制的壓迫與工人的無望，束手無策何其沉重。唯有書寫做為微小的武器，抵擋撲天蓋地的誤解與社會汙名。他的持續記錄，我想是因為珍重不願袖手。

是這樣的珍重之心，帶領我們看見工地勞作的各式知識生產，閃閃發光。〈走水路〉裡吸安成癮的阿欽，工作專注且擁有高超技藝，他的電焊作品「焊道又美又細，如同魚鱗般地堆疊……每一個焊點都乾淨美觀，室內的氬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疊而出的弧形。」他使用藥物協助哥哥安樂離世，也預留一支給自己，悲傷的敘事背後是衷心的尊重。我也喜歡工地較勁的小撇步，師傅們帶著工程師東繞西繞以讓他們體會酷熱或天寒的勞動環境，增加協商籌碼；而菜鳥監工也學會了這一套應對技巧，「帶著業主走一圈工地，累死他一頓再說」。更不用說，〈罰單〉裡令人難忘的集體行動，環保局官員以「事業汙水」向外牆砌磚的工人開出六萬元罰單，驚動了街坊鄰居、里長、洗車行女俠紛紛出面仗義直言，最終逼使官員妥協，改開一千二百元的罰單。

這些工人手上的籌碼這麼少，動能這麼強，他們的處境飽受壓迫，但個別與集體反抗的動能無處不在。那些工地磨練出來的專業技藝、協商能耐，以及弱勢者適時伸手的抵抗與互助，都像珍珠般發出瑩光，劃破死寂長夜。

營造業向來高居台灣重大職災率首位，一有事故非死即殘。《做工的人》沒有血淋淋的直接傷害，但細筆描繪了那些不被記錄的職業病，日積月累侵蝕勞動者的身體與意志力。電焊工的夜盲、皮膚病變、肺部纖維化；泥作師傅的關節耗損、硬皮無法出汗及足底筋膜炎等，幾乎是營造工人的職業代價。

相對應的，就是工地用藥的常態。一如我所聽聞許多貨運司機、泥水匠的經歷，吸食安非他命以保持工作時的清醒專注，有勇氣從事高危險的艱難勞動。酒、菸、保力達B、咖啡、養肝茶、禁藥，都流傳在重體力行業之間，既是止痛，也為提神，救命與致命反覆搏擊，加倍的耗損與傷害就等在老年，或提早衰老的壯年。

然而這一切分明可以避免。若不是因為趕工、降低安衛成本、勞動環境惡化，職業病都是可以預防的，不該由工人單方面認命吞下。立青進入工地的時機，是台灣繼二○○二年加入ＷＴＯ後，又於二○○九年簽署加入ＧＰＡ（政府採購協定）。加速經濟自由化，首當其衝就是公共營造工程的採購，大幅降低國際資本進場承標的門檻；同時間，台灣遂步修法任令勞動條件彈性化、去管制化，對受僱工人更沒有保障。這些外在政策的變化，都構成了立青所描述日益艱難的營造業工作環境。廠商若要保有一定的資本利潤，就是減少勞工安全衛生成本做為替代，趕工或減薪，最終還是壓榨工人的健康與性命，代價轉嫁至全社會承擔。

重重壓迫，無以言說，工人的不滿只能投射在公權力的執行者身上。基層警察首當其衝被推上火線，成為眾人唾棄的「賊頭大人」。最尖銳的衝突於是出現在警察捉拿逃逸移工的情節，連在場的阿嬤都出聲捍衛：「哩嘛乎郎一口飯呷。」本勞更直接嗆聲：「真正歹人不抓，攏欺負外勞仔。」不義的勞動政策，將基層的工人與員警推成矛盾對立面，令人憤怒又心酸。「反正出言嘲諷成本很低，用鼻音和尖酸的語氣諷刺警察，也只是證明我們毫無能力阻止這種政策」。正義的界線模糊不清，爭吵的兩造都是同受擠壓的人。

到了〈阿霞姊的鹼粽〉裡，中年娼妓和基層員警的關係又有了轉換。立青描述阿霞姊的心思，落筆動人：「年老的好處是：發現那些自己以前害怕又討厭的警察們，現在看來都成了年輕而善良的孩子，對她們這種沒有戶口、沒有駕照的老人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。」在執法可放水之處，才回歸到人與人之間的善意相待，一點最起碼的，做人的道理。

我與立青初次見面，他利用中午工地休息時間，騎機車橫越大半個台北市來到「秋鬥」例行會議的現場，交給我一本《做工的人》影印草稿。他風塵僕僕，衣鞋都有汙漬，但整個人的模樣清朗、專注，有一種罕見的體貼應對，很本能地寧可多做一些而盡量少麻煩人，但那態度又全然不見委屈。

他從技職專科生就到工地打工，至今已有十年。為何開始寫作？他說四年前寫下第一篇工人進香團的文章，為的是翻轉外界對工人迷信無知的誤解。那麼，正解是什麼？正解沒法子簡化說，於是一篇文章不夠，再一篇，又一篇。

我想立青很早就發現了，唯有把個人選擇與結構處境的關連說清楚，才能理解個別的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出選擇，包含看似無用耗時的工人進香團。對於退休後的營造業工人來說，那些因長期缺席無暇經營的親子關係，那些無能提供更好的條件給下一代的缺憾，那些未竟的願望與一事無成的挫敗，僅能在他們晚年時四處奔波進香，聊勝於無地彌補。他們帶著子孫生辰八字過爐、祝願，祈得一點庇佑子孫的福澤，「有了這樣一趟旅程加持，笨口拙舌的老人們也都變成了智慧長者」。工人進香團以最少的花費做最大的生命投資，將老工人有限的籌碼做最大效益的發揮。

翻轉從來不容易，書寫也沒有盡頭。本書的最終篇，地點落在窗明几淨的便利商店。許多營造師傅進店前，都會先將自己踩過工地泥濘的雨鞋清理乾淨，甚且寧願脫鞋也不願意踩髒乳白色石英磚的地面，只為了體恤店員的辛勞。於是我們看見那一幕，奧客消費者連連碎嘴責備超商店員，終至惹惱了在後排隊的營造工人。他們八個人腰掛鐵鎚扳手，雨衣雨褲上沾滿乾掉的泥漿，揚言：「不買就滾，別擋我路！」迫奧客識相離去。營造工人相救服務業工人，以具體行動豐富了老師傅「做工的疼惜做工的」箴言，也為這本書留下堪稱振奮人心的結局。

此次出書，出版社請了攝影師到工地拍照，一些相熟的水電師傅也一併入鏡。工人們如何理解他的出書呢？立青想想，笑說他們好像以為我要交學校的報告，或者是要考研究所。總之，出書必然有用，有用就該幫忙，他們捲起袖子擺妥姿勢入鏡，好心幫忙立青完成作業，渾然不覺這工作有什麼值得被認真看待，又或者，不敢奢想社會看重這些勞作。而我認為，這本書確實有用，它記錄了當代營造工人珍貴的知識生產，還要再繼續。